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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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国汉堡。小时候,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都不反抗。他写过:“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父亲四十五岁时,为了教育他们兄弟俩,由工程师改做老师。常有人对他妈妈说,这两个小孩太不现实、太虚弱、总做白日梦,要求妈妈把他们的弱点改掉。但父母不急于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让他们发展下去——兄弟俩过生日,得到的礼物只是一些木材,他们用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创造的模型。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

“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
他也要参加中考。外语没有及格。他干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厂做学徒,自己设计帆船,参加国际帆船比赛。

“我这么喜欢玩帆船,是因为在玩帆船时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这就是帆船在行进时对于风、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在闭上眼睛时特别能发挥出来。”
之后,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人学,没有基础知识,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

教授们的看法是:“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缺少的是创造性。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
他不通过髙考就进入了大学。
设计飞机模型时,他没有画图或计算,也没用过电脑,只是去体验和感受风流通的情况:

“整个形态是我们做模型时用手摸出来的。我们做出来的飞机是一架世界上飞行距离最长的滑翔机。可见,如果得到了对于力学等本质的感觉,就能直接感觉到弱点在哪。”
毕业后他不想挣钱,父母担心他没有生存的能力,他做了一份装卸货物的工作,每天扛三千个大包,做了两个月,父母说这样太可惜了。

他说:“为了钱做是可惜的,不是工作低级可惜。”
父亲说:“那你可以为别人服务了。”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

“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
他回身潜入人类内心,相继在德国和巴西从事教育志愿者工作,作精神科学的研究。
一九九O年,他来到中国,想要留下来,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狂热辞句,只说:“德国一切都完成了,中国才刚刚开始。”
但之后十年,他遭遇了一连串“失败”。
最初,对志愿者管理不严,不需要教师证的时候,他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想教“好的而不是对的”英文,

“如果学生能够造这样的句子: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

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根据中国的考试是错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

段考的时候,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全年级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们不快,

他离开,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
他去了广西隘洞镇的一个村子,租间每月十元的房子,招一群从来没受过教育的十四到十八岁的靑少年。

他们只会说壮语,卢安克教他们普通话,

想让他们从尝试改变自身环境的事情做起,比如怎么画地图、修路,但后来发现因为年龄太大,这些学生们只能完成任务,不能自发地创造。

事后他写:“这些事情全都失败了,失败得非常严重。

但假如我当时就成功,不成熟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大,而我自己就会变成我不喜欢的那种人,

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
他到了当时只有拖拉机能够通行,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板烈,与刚刚入学的孩子在一起生活,

渐渐理解了现实:“中国人感情很强,以前都是凭感情决定事情,缺点真的很严重了,需要标准化把它平衡。

坏事情也需要发生,如果没有坏事情,我们会意识到什么造成坏事情吗?但它肯定有一天要过去的。”
他曾经把德国教育模式的书翻译到中国来。

现在他也放弃了,“我觉得西方的教育不适合这里。每个地方给学生带来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影响,所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样。

我的教育都是观察学生自己想出来的。”
“但那样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去借鉴?”
他说:“知道一个模式也不等于有经验。”
这时我才理解,他说过去的事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我说:“你一步步这样退到农村……”
他说:“我觉得不是退,是一步步接近我喜欢的地方。”

我们选择卢安克身边的孩子来采访时,老范跟我商量:“那个眼睛很温柔的小孩子比较诚实。”
我说:“嗯,对,还有那个,比较活泼,小脸儿滴溜溜圆那个……就是上次大牙上粘菜叶的。”
有双温柔眼睛的孩子,说卢安克在下雨的时候和他去山上,看到被砍伐掉的原始森林,卢安克说树没有了,树的根抓不住土,土就都流走了。这孩子后来就去阻止砍树的人。他被耻笑,但脸上没有忿恨:“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一定要劝服他。”
小圆脸也可爱,他写了篇作文,被卢安克贴在墙上,名字叫《骑猪》,活泼可喜:
“ 

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壮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说干就干。到了猪圈,我赶出那头猪,迫不及待地往它身上骑。第一次没跳上去,我往后跳了几步,向前一伸,准备起跳,猪就看见前面一堆饲料,飞快地往前跑,我扑猪屁股上,自己却一屁股坐在地上。看来不行,得想个办法,我向前轻轻触摸它油光光的背,就看起来很舒服,趁机会我用力一跳,OK,我骑到猪背上了。

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屁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

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

 

他给我们叽里呱啦念,声音清脆得像一把银豆子撒在玛瑙碗里。我控制不住一脸笑容。

卢安克曾任教的广西板烈小学学生绘画作品

卢安克身边的孩子里还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

我们有点无可奈何,如果不采访他,他就会来抢镜头,干扰别人。我只好采访他,他坐在凳子上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采访完他我暗松口气:“去吧去吧,玩去吧。”

他立刻操起饭盒,跑到院正中,一群女生堆里,把铝饭盒往一个女生脚下“咣当”一扔,“给我打饭”,转身就跑了。

那是他姐姐。女生们拿白眼翻他。
再见他是在草地上,几个孩子滚在卢安克身上折腾,我说了句:“老师会累的。”
有孩子松开了:“会哦。”
这个小皮孩掰着卢安克的胳膊看他:“你会死吗?”
“会。”
“你死就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舒服就行。”
小黑脸上的表情狡黠又凶蛮,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应答。卢安克搂着他,对他微笑:“是啊,想那么多,多累啊。”

我对这些孩子中的一些有偏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就算我的记者身份要求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
我不明白,难道卢安克没有吗?他把小黑脸和小圆脸一边一个都搂在怀里的时候,是一样的感情吗?
我迷惑得很。
我先拐了个弯问他:“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学生,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哦。
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

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

“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问:“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
他笑了一下,脸上纹路很稠,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在课堂上,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

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

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
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凶一点会更好。”

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

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里不自由。”

所以他说:“我像接受淋雨一样,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

我问过卢安克,为什么学生之间的攻击行为很频繁?
“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学的。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让学生一起画画、做音乐,一起拍电视剧,主人公是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

他说:“要通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但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
“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会理解。”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黑脸的小皮孩,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一待十几分钟,像只小熊一样窝着不动。即使别人挑衅他,他也能暂时不还手。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已经六年级,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

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

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卢安克把这些记下来拼在一起,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
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

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

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卢安克曾任教的广西板烈小学学生绘画作品

 

一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卢安克,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

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

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性”,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

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

“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

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

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

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

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

他在博客上写:

“ 

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

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

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

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

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

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

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

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

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

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

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人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唏嘘。

不过,春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脱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日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

“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后。我写信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报道,才对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些没有想到的不良影响,对不起。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从这期节目中受到好的影响,但与不良的影响相比,这种好的影响好像显得很自私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开口向你表示感谢。”
他回信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我没有再回复这封信。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

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

他一再说:

“ 

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踩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

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他写过,“感受”不是欲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

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我没有写这封回信。还有一点,是怕我一旦非要写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感谢。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入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

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

“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

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

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

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

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

“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说:

“ 

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

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

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

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

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

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

“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本文摘编自《看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卢安克:1968年生于德国汉堡,1996年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2002年取得WALDORF教育学校教师资格。2003—2013年,在板烈小学开展教育活动,让学生观察、感受、用艺术创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和理解。通过与学生共同创作来培养儿童的归属感和自我成长的力量。